惊蛰作为二十四节气的第三个节气，于公历3月5日—6日交节，太阳到达黄经345°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蛰”为“藏也”，“惊”则为“马骇也”，两字组合生动展现了阳气升腾引发的生命悸动。

　　《逸周书·时训解》记载：“惊蛰之日，獭祭鱼。”这一古老记载不仅是物候观测，更暗含着古人对食物链层级的认知。现代气象学显示，此时东亚大陆气温普遍升至8℃以上，地温突破10℃，为万物复苏提供了必要条件。

　　三候现象构成惊蛰独特的生态乐章。“桃始华”的生物节律与现代植物学研究高度吻合，桃花开放所需的400-500℃积温阈值，印证了《齐民要术》“二月中，桃始华”的记载。

　　“仓庚鸣”的候鸟回归路线，与东亚季风推进路径完全重合，其鸣唱频率变化甚至能反映气压波动。“鹰化为鸠”的误判，实则是古代对短耳鸮与红隼繁殖期羽色变化的敏锐观察，体现了早期生态学的萌芽。

　　惊蛰期间，中国大部分地区进入春耕大忙季节。《农桑辑要》记载的“惊蛰地气通”，与现代土壤微生物活性研究结果一致，此时深层土壤温度达5℃以上，促进根系发育。华北地区“惊蛰不耙地，好比蒸馍走了气”的农谚，暗含保墒防旱的科学原理。南方“惊蛰闻雷米似泥”的经验，则体现了对热带气旋活动规律的认知。现代农业技术中，卫星遥感监测墒情、无人机精准施肥等，正续写新的农时篇章。

　　广东“祭白虎”仪式中，猪血涂抹纸虎的行为，既是心理防御机制，也是早期生态警示系统。北方“打小人”习俗里的“炒虫”环节，通过高温爆炒实现物理除虫，比化学农药早了千年。浙江“蒙鼓皮”仪式，将节气与声学原理结合，利用春雷震动校准乐器音律，体现了古代科技与艺术的交融。这些民俗活动，本质上是古代生态智慧的仪式化表达。

　　唐宋诗词中的惊蛰书写，构建了独特的审美范式。王维“飒飒东风细雨来，芙蓉塘外有轻雷”，以听觉意象表现节气特征；陆游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，将惊蛰的雨意转化为市井生活图景。

　　最为精妙的当数刘方平“今夜偏知春气暖，虫声新透绿窗纱”，通过细微的虫鸣感知节气变化，达到“以小见大”的美学境界。这些诗词不仅是文学创作，更是古代物候观测的文学记录。

　　入选人类非遗的二十四节气，在当代社会呈现出新的生命力。浙江安吉“开犁节”将传统农事仪式与生态旅游结合，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。北京故宫“惊蛰雅集”通过数字技术重现古代祭雷仪式，线上传播量突破千万次。

　　云南哈尼族“四季生产调”将惊蛰农事与口传史诗结合，创造了活态传承新范式。这些实践表明，传统节气文化在当代社会仍能焕发强大生命力，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桥梁。

　　从良渚玉琮的节气符号到北斗卫星的精准授时，人类对自然节律的认知不断深化。惊蛰作为中华文明的时间密码，不仅指导着农事生产，更启示我们：在科技昌明的今天，仍需保持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之心。当现代都市的玻璃幕墙倒映着桃花初绽，我们不仅看到季节的轮回，更感受到文明基因在血脉中的涌动。这个古老的节气，正以其独特的智慧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东方方案。

　　于庆田少将，1945年出生于河北省无极县高陵村，1969年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，同年作为优秀毕业生被特批参军入伍，投身国防事业。

　　于庆田在军队中历任多个重要岗位。曾担任国防科工委政治部秘书长，有着出色的组织协调与沟通能力。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太原卫星发射中心，他先后担任宣传干事、发射中队指导员、政治部主任、副政委等职，深度参与航天事业，见证并助力中国航天不断迈向新高度。2001年，他调任军械工程学院政委，为军队人才培养贡献力量，以正军职的身份，为军队建设与发展鞠躬尽瘁。

　　在文学创作上，于庆田同样成果丰硕。出版有《谁送航天员上天》《飞天集》等四部作品，文字饱含对航天事业的热爱、对军人精神的歌颂。其中，《航天之父钱学森》《酒泉，飞天》等入选中小学教材，让更多青少年了解航天历史与精神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与探索精神。于庆田以笔为剑、以文铸魂，在军事与文学的道路上，都留下了深刻而耀眼的印记。（图文 张钧 魏传峰 谢爱平 董秀曼 王天佑）